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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三篇论著及其当代价值——党课讲稿(35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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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 整风 论著 及其 当代 价值 党课 讲稿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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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延安整风三篇论著及其当代价值(党课讲稿)前 言今天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毛泽东延安整风三篇论著及其当代价值》。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延安整风。毛泽东为整风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篇论著。尖锐地批判了主观主义学风、宗派主义党风和党八股文风,成为指导整风的纲领性文件。通过整风,达到了全党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战胜了来自外部的敌人,又战胜了来自内部的主观主义大敌,使得拯救民族危亡的伟大斗争取得了胜利。让我们回到历史镜头中的延安。进入新时代,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但党内仍然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等不良作风,腐蚀党的肌体,损害党的形象,削弱党的战斗力。在推进社会革命的同时,必须进行自我革命,肃清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等歪风,依然是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今天重温这三篇论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准备跟大家交流三个问题,历史之鉴、延安整风及三篇论著的核心要义。理性之思,三篇论著所揭示的问题何以迁延至今。时代之问,如何从三篇论著中汲取思想养分?第一个大问题,历史之鉴,延安整风及三篇论著的核心要义。要讲三篇论著,就必须讲延安整风,因为论著是为整风发表的,要讲整风,必须讲清楚延安整风的缘起和目标指向。关于整风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有一种看法,认为整风就是权力斗争,整风就是一场毛泽东与王明的个人恩怨。如果真的如某些学者所说,整风就是一场纯粹的权力斗争,就没有正义性可言。整风所指出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作风就是子虚乌有、空穴来风,这三篇论著也就失去了合理性。我们今天也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这是今天这个课题存在的基础性前提,有必要讲清楚。必须有所交待,真相到底如何?尽量还原历史,看看王明曾经的辉煌。确实王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党内居于重要的领导地位。在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连升三级,成为党内的实际上最高领导人,后来又去了莫斯科,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并进入了共产国际的决策层,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在他1937年回国的时候,背后有耀眼的光环,凭借几个国际招牌在我们党内的地位如日中天。所以学界一直以为共产国际把毛泽东是边缘化的,但从公开的档案资料来看,颠覆了过去的看法。这是苏联解体之后公开的档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通过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国际一直关注并重视毛泽东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称赞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最为清晰。据学者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到1936年,毛泽东的名字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上出现了60多次,称赞毛泽东是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有钢铁般的意志。特别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逐步得到公认。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王明早就有看法了,共产国际干部部是一个情报机构,在给他的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中指出,建议王明在其工作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令人可疑之处,不要将他放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去。在得到这些情报的基础上,季米特洛夫指是要让全党以毛泽东为党的领导人。毛泽东是在革命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所以整风之前,王明已经失去政治优势,有两个会议是决定性的,第一个会议是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光辉命题。在会议之后,王明也表示,我们要大力学习毛泽东,要像众星拱月般的团结在毛的周围。第二个会议是1941年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9月会议。这个会议召开的时候,苏德战争已经爆发,苏联已经无暇东顾,这位中国共产党独立的解决自己的问题,提供了机会。几十人次在会议上作了自我检讨和自我批评,特别是张闻天和博古真诚的做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前期革命造成损失所应承担的责任,而以张闻天博古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明。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被迫拿出最后一张王牌,转述了季米特洛夫对王明的负面评价,对王明是致命打击,心脏病突发住进中央医院,向中央请假,不再参加政治局会议。可以说整风开始之前,权利问题已经解决,党内对毛泽东的政治领袖地位心悦诚服,都表现了发自内心的拥戴。无论是王明还是其他人,都不可能对毛泽东的政治地位构成挑战,不存在夺权的问题。毛泽东与王明之间确实存在着个性、学养、认识和方法论上的差异,但最根本的分歧是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到底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教条化的争论。当然王明主义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党性不纯的主观主义学风、宗派主义党风、党不好的文风,在他身上都有集中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整风进行的过程,就是对王明为代表错误路线批判的过程,就是对正确路线选择的过程。当然党内这场思想上的交锋,在客观上也伴随着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力的此消彼长,并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这就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如果把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行为,放到整个宏观历史长河中考察,就不难发现,延安整风是在当时特殊的斗争环境里必然选择,不能讲整风的目的庸俗化,整风运动的必要性不容否定。那整风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目标指向到底是什么?具体的看是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新的考验,首先是日寇的包围、扫荡和野蛮的三光政策。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扫荡,企图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年底到1940年,日军对华北解放区发动的千人以上规模的扫荡,就达109次之多,使用总兵力在50万人以上,无数的村庄变成了废墟,无数的财富被洗劫一空,赤地千里,生灵涂炭!造成物资紧缺,没有粮食、没有医药,冬天没有衣被、没有鞋袜,抗战进入最严重的困难时期,党内对抗战前途存在一定程度的悲观情绪。另外一方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也调整了抗战方针,确定了反共政策。一方面发起军事上的反共高潮,派军围困抗日根据地,严重的事件就是皖南事变。另一方面,在文化上围剿共产党。蒋介石声称要用他所理解的,以封建文化为基础的党魂党的巩固党籍,强化国民党、与共产党做积极治斗争,并派遣大量特务人员打入共产党的各级各类组织。此时我们党内出现了党性动摇的危险,就是轻信于国民党者不乏其人,有人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的腐化思想,这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大敌当前,在进行残酷的军事斗争的同时,如何在意识形态较量中,坚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原则。如何用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方法应对复杂局势,成为重大课题,摆在全党面前。而面对复杂的形势,我们党内在思想和队伍素质方面却严重准备不足,首先是党内思想路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被急切推上斗争舞台,来不及做思想上的准备。在处理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时,不够成熟,经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从根本上是照搬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给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在革命濒临绝境的情况下,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终结了左倾领导人的军事领导权。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使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但在当时特殊的条件下,仍然肯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异议的是正确的。这从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的封面题目,可以得到反映。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那显然是讨论的军事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这是当时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如果当时也一并提出了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问题,这个会议开不下去。这就使得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没有解决政治路线,更没有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后来有几次会议,本来要讨论思想路线问题的,但由于意见难以统一,毛泽东做了妥协和让步,保留了遵义会议原有的结论,这就成了我们党内思想上的一个隐患。就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历次错误的根源作深刻总结,这个到后来更加严重,同时我们党员队伍素质和党内作风亟待加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党内出现了新情况,就是个人主义、独立主义盛行,自我膨胀、宗派主义盛行。有的人骄傲自满,我们党内队伍急剧扩大,长征到达陕北初期党员才3万多人,到整风之前扩展到80多万,从人数上看已经算做全国规模的大党了,但这其中90%以上是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才加入的新党员,成分极其复杂,所以少奇同志担忧的说,加入我们队伍的人不仅是成分不同,而且是带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和动机而来,陈云同志也说,这些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锻炼如此薄弱,实在是相当严重的问题。经过重重酝酿,中共中央决定颁布了由王稼祥起草的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完全成为布尔什维克党,肃清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但是根本的思想路线问题没有解决,要解决思想路线问题,进行一场广泛的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就成为重大紧迫的任务摆在全党面前,而整风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途径。延安整风那解决什么问题呢?主要是整顿主观主义学风,宗派主义党风和党八股文风,因为这些作风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当时也严重的危害了革命事业。所以毛泽东说一定要整顿三风,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发表演讲的画面。他这三篇论著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整风的目标指向是针对主观主义。毛泽东说,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而主观主义有时表现为教条主义,有时表现为经验主义,它在组织关系上就表现为宗派主义。而在文风上就表现为党八股,所以党八股就称为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三个讲话主旨清楚、目标明确、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后来整理成文字的时候,收录到《毛选》是25000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下面按照发表的顺序,重温一下它们的核心要义。首先第一篇《改造我们的学习》。这是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的讲演,这个题目就很讲究,他用了改造一词,包含了改和造两个语言元素,体现了我们学风上的破旧立新之意。我们指全体党员,主要指领导干部,学习指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他首先指出了主观主义的表现,第一种表现,不注重研究现状,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他说闭上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去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的作风,在我们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再讲到不注重研究历史的现象时,他说几十年来很多的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日本、欧美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在讲到不注重马列主义应用的表现时,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问题上。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学生自然也不能解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重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然后指出了主观主义的实质,对比的评析了主观主义态度和马列主义态度的本质特征,从方法论上澄清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他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党性不完全。他说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而且他还创造性地诠释了实事求是的内涵。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些事物,求就是研究,是就是规律性。最后他还提出了解决主观主义的方法,要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周围的环境,要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他说怎么对待现实呢?要对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的情况,对敌、友、我三方政治、经济、党务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还要有组织的综合的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历史,要集中人才,研究专门史,像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在延安时期,我们当时研究出了很多的成果与这个分不开,还要正确对待马列主义,他提出一个建议,干部教育应该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命题。我们今天所说的问题意识、问题导向。这个讲话发表的时候,据“皖南事变”半年,毛泽东对主观主义造成的危害仍然有切肤之痛。胡乔木回忆说,毛泽东在做这个报告的时候,用语之辛辣,讽刺之深刻,情绪之激动,都是许多同志在此前从未感受过的。这个讲话,后来逐渐在党内引起了巨大思想震动。第二篇,整顿党的作风,是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的讲演,原称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简称整顿三风。如果同志们在其他场合看到整顿三风,就是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被学界认为是延安整风的起点。为什么毛泽东选择中央党校作为全党整风的起点,这里面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当时的中央党校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上严重脱离革命的实践,开了很多的古代史和世界史。还有一个方面,毛泽东认为解决领导干部的认识问题,主要是解决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问题。如果说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而当时正筹备中共“七大”,“七大”代表和高级干部都在中央党校培训,毛泽东认为这是个好机会,所以他亲自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直到离开延安之前,他首先指出了宗派主义的实质,他认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表现,一切宗派主义的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是不符合革命的实际需要的。所以反对主观主义与反对宗派主义要同时并进,并对前一篇关于主观主义的问题进一步阐释,从学理上继续揭示党性不纯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根源,而且分析了理论家和知识分子等方面的糊涂观念。他说我们晓的有许多的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知识的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教条主义者,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人,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冲着自己的佣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称作俘虏。他还用了一个形象通俗的比喻,有的放失。他说马克思主义之箭,一定要射了中国革命之敌,不然就成了古董鉴赏家。然后指出了宗派主义的危害,他说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他说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对内把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与肃反政策结合起来,对持不同意见者,像对待敌人那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成了苏区肃反的严重扩大化。像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等地区就是一个重灾区。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最后他指出了解决宗派主义的措施,既然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中的表现,所以克服宗派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而且要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在党的关系和党外关系上,要消灭宗派主义,要处理好几对组织关系。比如局部与全体的关系,个人与党的关系,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军队与军队,地方与地方,部门和部门,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特别是提到党外关系上,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一个严肃的党性问题明确的提了出来,并且列为在党内进行普遍教育的一个大问题。他还提出了整风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也就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共识,以团结为出发点,以批评为工具,最后达到团结的目的。所以这个讲话在党内有的人回忆如巨石击水,他本来还要讲党八股文风问题的,但由于时间来不及,他说我要放在下一个场合继续谈。于是一个星期以后,他发表了《反对党八股》。他首先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在文风上的表现,党八股成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他认为,党八股是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动脑筋的形式主义。他把党八股与形式主义联系在一起了。他认为党八股是对五四精神积极因素的反动,和对五四精神消极因素的继承和发展。因为明清之后八股文这种考试内容禁锢了思想,阻碍了文化的进步,变得相当腐朽,最终葬送了在中国延续了千年之久的文官选拔制度,科举制。但八股文却阴魂不散,在党内就表现为党八股。最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否定的这样一种消极的内容,又沉渣泛起。他认为在中国形成党八股的社会根源相当深厚。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的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的带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这种小资产阶级的片面性和狂热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然后他用犀利的语言把党八股批得体无完肤。他认为党八股是藏污纳垢的地方,他要以毒攻毒,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他说我们这些人写文章为什么写这么长呢?就成心不让老百姓看。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就因为空洞怕被别人劈倒,所以要装出一副样子来吓唬人,让你闭口自己可以得胜回朝。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他说我们做报告是给别人听的,写文章是给别人看的。当我们这些做宣传工作人,对自己的宣传对象不做调查,不做研究。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瘪三是上海方言,就是营养不良,不是一个健康状态,病殃殃的。他说我们应该向古人学习语言,我们应该向外国人学习语言,我们应该向老百姓、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他是学习人民群众语言的楷模。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他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写的文章写的报告,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大一二三四、小1234,大ABCD,小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他用了一句很挖苦的话,我们还真要感谢这些外国人和古人,替我们造了这些符号,不然我们这些老先生写文章该怎么办呢?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他说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要洗脸,而且一天还不止洗一次,洗完后还要对着镜子照一照,调查研究一番,生怕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所以台下哄堂大笑。如果我们写文章作报告,像对待自己的洗脸那样负责就差不多了。第七条罪状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条罪状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他说不言自明。所以第七条和第八条没有展开,是对第六条的延伸。然后他指出了解决党八股的措施,一定要改革文风、会风,要用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实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三篇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宣言,是批判主观主义的战斗檄文,也是加强作风建设的不朽丰碑。在这三篇讲话精神指引下,以严整风、主旨清楚、目标明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邓小平同志说,没有那些整风,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是不可能的。长期从事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的李维汉同志也说,经过延安整风,我的世界观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就连共产党的对手,国民党蒋介石也不得不表示认可。他在一次讲话中说,他们发起所谓整风运动,逐渐打不起过去空出于阔的现实主义,使一般干部养成了注重客观、实事求是的精神。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日前后连看其中共中央决定等文件五篇,慎恨读之不早也,阅读共党整风文集视为至宝。所以败退到台湾之后,进行了整肃,很多是照搬了延安整风的做法,以至于岛内的反对派挖苦说,应该把蒋介石评为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标兵。为什么蒋介石如此看重延安整风的效果呢?因为主观主义学风、宗派主义党风,和党八股的文风,在国民党内也同样存在。我们唯上不唯下,唯书不唯实,号风不善合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关。谁能解决这些问题,谁就能赢得政治的优势。显然国民党没有找到这把钥匙。而中国共产党,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找到了三把钥匙,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中共“七大”上,被提炼概括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成为延安整风的重要成果,也成为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整风是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它对于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而三篇论著,为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遵循,为延安整风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理性之思:三篇论著揭示的问题何以迁延至今那问题来了,阻碍正确思想路线的主观主义,为什么依然盛行呢?威胁党内政治生态的宗派主义,为什么难以根治呢?危害党和人民事业的形式主义,为什么屡禁不绝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内容,理性之思。三篇论著揭示的问题,可以迁延至今。第一,阻碍正确思想路径的主观主义,为什么依然盛行?思想认识的深刻根源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客观决定主观,主观依赖客观,并且反映客观,主观与客观之间是相统一的,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统一又是具体的,要同一定的时间、条件、地点下相符合,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统一又是历史的,要从不断变化着的实践相适应,但是真正达到主观与客观相统一是很困难的。毛泽东曾经说过,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一万年、一万万年,只要人类不毁灭,总是有的。所以会少了又发生,发生了又少。所以有言道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为什么这么难呢?首先,人的思维是有惰性的,不动脑筋、拍脑袋决策,是最省力、最省事的。其次人的认识会有路径依赖,要么依赖现成的经验,要么依赖现成的本本。再次就是人的认识天生具有局限性,只要存在着认识与实践的矛盾,就会产生主观主义。所以要是主观符合客观,就必须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才能获得真正的认识。主观主义有时表现为经验主义,有时表现为教条主义。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主要威胁还是教条主义,特别是洋教条。毛泽东曾经尖锐的批评说,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老祖宗,对不住忘记了。王明就是当时比较典型的教条主义的代表,王明顽固的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是错误的,他认为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并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王明的主观教条主义有完备的理论体系,并且影响深远。持这种观点的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所处的阶段和路径选择认识不清,机械照搬马列主义字句和俄国经验,对城市武装起义取得成功的时空偶然性估计不足。对马克思主义应用的条件缺乏深入研究,在政治上就表现为过分迷信共产国际,要求一切服从所为,把共产国际指示奉为金科玉律,在军事上就表现为迷信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在进攻中犯了冒险主义错误,在防御中犯了保守主义错误,在退却中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所以造成严重失利,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毛泽东痛心的说,主观主义是白区损失100%,苏区损失90%。十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只剩下数千人,教训极为惨痛。而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就表现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不是国共合作,变成了国共合并,中国共产党完全丧失了独立自主性。而皖南事变的惨痛教训,就是右倾经验主义错误导致的。所以毛泽东反思说,之所以造成如此惨痛的教训,就是因为项英等人没有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所以经验主义往往以右的面目出现,而教条主义往往以左的面目出现。左倾和右倾看似两极,但两极相通,它是一对双胞胎,从左到右一步之遥,而非左及右都源自同一个思想方法,那就是主观主义。毛泽东在三篇录著中尖锐批评的言必称希腊的现象在我们现实中依然存在,总书记多次指出,有的人奉西方理论为金科玉律,比如说我们要发展协商民主,有人就搬出西方自由民主理论和政党理论,否定我们的政治制度和党的领导。又比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有人就搬出西方的治理概念和治理理论,认为治理现代化的方向就是西方化。再比如在经济领域围绕国企改革,有人直接搬出西方的产权理论,完全忽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而与言必称希腊的认识问题和思想问题相比,人民群众对主观主义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受。就是现实中主观决策随意性带来的恶果,因此深恶痛绝。比如东北某一个城市,不经充分论证,耗资八个亿,修建了一个豪华的室内体育馆,可以容纳35000观众。建成之后没有举办过一次比赛,闲置九年后,一声炮响,八秒钟化为灰烬,爆破费就用了300多万元。这种拍脑袋决策带来的后果,可能不亚于腐败吧?而拍脑袋决策在城市规划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有人说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橡皮擦擦,不如领导一句话,而在山顶开挖大湖,在山地修建百米大道,这类匪夷所思的决策,就是出自所谓的规划之神,万庆良之手。万庆良虽然是一个腐败案例,被判处无期徒刑,但他具有非常明显的拍脑袋决策的特征。曾任扬州市长的季建业,也是拍脑袋决策的负面典型。当地老百姓用形象的话说,季市长手一挥推推推,季市长脚一剁撤撤撤。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发生呢?透过上述现象,我们可以系统的分析,导致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的机理。从问题的源头上看,相当程度正是出在调查研究上。具体来说,不外乎以下四种情况。一是根本不做调查。二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调查不够。三是只调查不研究。四是调查后虽然有些研究,但研究不深不透。进一步看,不调查或调查不够必然导致唯识不够。只调查、不研究或研究不够必然导致求是不足。我们再深一步挖掘,唯识不够这是表象,其背后的实质是不能正确的把握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导致了认识与实践相脱节。而求是不足只看到事物的表象,难以把握其本质,因而不能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认识与实践相脱节,感性认识不能上升为理性认识,最终必定导致主观与客观相分离。主观主义为什么依然盛行?它背后的学理就是这样。下面我们接着来分析第二个问题,威胁党内政治生态的宗派主义为什么难以根治?归根结底是因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利益原则和组织原则,导致了局部与整体相对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整体与局部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由局部组成的,局部是离不开整体的,而且整体与局部之间又不是简单的平行和并列关系。整体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整体统领局部,局部必须服从整体。马克思主义政党原则和利益原则,它的内在要求是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个人必须服从组织。但是搞宗派主义的人,正是违背了这些原则。比如张国焘。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尖锐指出张国焘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张国焘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结果落到叛党,做特务了,是个大不老实的人。延安整风对宗派主义进行了整数,保证了革命斗争的顺利进行。但是时至今日,违背党的利益原则和组织原则的宗派主义,在党内仍然有一定的市场,对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现实中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等现象,与党史上的宗派主义还是有所区别的。党史上的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表现,而现实中的宗派主义,则是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重叠交叉,利益欲望与权力欲望膨胀,政治问题与腐败问题复杂交织。以令计划为首的协商会,就是由在京的山西籍高官为主体,以及个别获得身份认可的山西籍商人组成,以饭局为纽带结成的宗派组织,他构筑了一个庞大的权力金钱帝国。其成员不仅谋求个人权利和经济利益的扩张,还极具政治演习,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就是攫取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以实现个人利益和宗派利益的最大化。西山会以浓厚的乡土观念、地域观念、宗法观念,利用裙带关系、姻亲关系、同乡关系等各种关系,结成了政治小圈子,构成了特殊的利益链,是一张精心编制的网络,西山会的触角直接伸向了山西官场。谁一旦拥有了通往西山会的饭局的门票,谁就搭上了权力晋级的快车。西山会的主要成员,在令计划个人权力达到顶峰期间,几乎都得到了提拔和重用。比如说山西原省委常委、太原原市委书记陈川平,他管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令政策和令计划叫舅舅,年纪轻轻就平步青云,当上了市副省级干部。可以想象在觥筹交错、推杯换盏之间,党纪国法和组织原则,被他们抛之脑后,踩在脚下。当商品交换的原则,被带入党内政治生活,竟然其中的党员干部就彻头彻尾的被逐利至上的价值观所俘虏。初心让位于私欲,法纪的底线也迅速消融。在此过程中,在西山会内部就是明显的拿原则做交易,规则成为稻草人。这个西山会的活动方式极其隐蔽,它没有固定章程没有组织程序和固定的场所,也没有特殊的程序编排,以不低于三个月一次的聚会频率来保持联络,除了山西籍官员,只有个别获得身份认可的同籍商人,才有花钱买单的资格。据媒体报道,同为省委常委的申维辰和金道铭两人都很强势,本来矛盾很大,在外人看来利益冲突非常明显,甚至不可调和,但令人费解的是两人后来在一些利益问题上相互妥协,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如果不是同为西山会成员,两人之间的矛盾会激化,可能会零和博弈,但是出于宗派利益最大化的需要,两人主动调整姿态,对对方的一些手段也都心照不宣,这就是典型的内部隐性交易盛行,而且成本最小化,在这样一个被异化了的政治生态中,形形色色的关系网越织越密,潜规则越用越灵,山清水秀的从政环境变成了利益交换的交易场所,清爽的同志关系沾染了人身依附,相互利用的世俗习气和江湖做派盛行,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相对立,整体利益被割裂、被侵占、被否定。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及时查处,这些人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官当的越来越大,钱挣得越来越多,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更加严重,对党的利益危害更大。通过上述的案例,我们可以大致的勾勒出现实中宗派主义的形成机理,并且解析其难以根治的深层原因。首先,基于现实我们可以梳理出四个关键词,局部利益至上,罔顾组织原则,规矩缺失,规矩虚置。进一步看局部利益至上,罔顾组织原则,集中表现为自律不够,而规矩缺失,规矩虚置,集中表现为它律不足,一方面就改革开放以来,这个西方价值观程序要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生蔓延,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和商品交换的原则,就渗入到党内的政治生活,这就使得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丧失,利欲熏心、权欲膨胀,把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至于党和国家利益整体之上,另一方面一段时期在一些领域,要么纪律和规矩的笼子名存实亡,要么笼子太松扎的不紧,成了牛栏关猫,要么笼子很好,但是门没关好。一些权势大的人这个进出自由,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为儿戏,再进一步挖掘,自律不够的上述表现,很容易导致宗派内部隐性封闭教义盛行,而他力不足,又很容易使对宗派主义行为的监督约束流于形式。如果把自律不够设为内因,把他力不足设为外因的话,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最终导致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相对立。而局部利益至上,罔顾组织原则,规矩缺失,规矩虚置。在不健康的政治生态下,不断出现新的变种,层出不穷,这就使得宗派主义难以根治。第三,危害党和人民事业的形式主义为何屡禁不绝?从直观上看,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原则所体现的作风要求,所以导致了形式与内容相脱节。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内容和形式是辩证的统一,不存在无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而且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是服从内容,并随着内容的变化而变化。形式对内容具有反作用,也就是说形式如果适合内容就会促进内容的发展,如果形式不适合内容就会阻碍内容的发展。但是形式与内容要达到应然的统一状态,是非常困难的。在现实中形式与内容相脱节是非常普遍的,我相信大家也感同身受。我们在座的学员能不能说一说你在工作生活中遇到了哪些形式主义的现象呢?好,这位学员。好,应该说周老师的讲解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我理解形式主义可能在当前主要有三种现象,第一个就是刚才你所说的党八股,我觉得在当前依然是存在的。比如说像有些文章有些文件,甚至有些领导讲话中可能里面套话多,一些实话少,可能更加注重形式,而没有思想、没有理论,没有实践对峙,甚至有时候被称之为是正确的废话,我觉得这是一种。第二种,在我们的这些调查研究之中,可能有些是任务式的一些调查研究和做秀式调查研究,甚至我看到一个新闻一个案例说有个村庄一年之内被500次调查研究,都是一些浮皮潦草、表面的,没有蹲点,没有了解群众的心声和实际问题,更没有去研究,也没有去解决问题。第三种,因为我们这个班都是高校里面,我们高校的这些老师和领导干部都有共同的心声,可能在当前有些考核和财务制度上也存在一些形式主义。比如说表现,因为考核是重数据而缺少实质内容,五违现象依然存在,有些财务制度上只追求预算和决算的一致性,而不考虑我们文科研究的特有规律,甚至有些专业建设科研经费下半年十月份之后才拨下来,年前必须花完,而且跟预算保持一致,我们觉得这在财务制度要求的精准性,可能也是一定意义上的形式主义。还有哪一位学员有所补充的?好,这位学员。好的,刚才结合周教授讲授内容,以及我们实际工作当中,所涉及到的和听到的、看到的一些信息,我个人理解形式主义可以概括为三重三轻,第一是重传达轻落实,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会注重以会议的方式来贯彻会议,以文件的方式来传达文件,而轻视了对会议、文件本身的精神内涵、精神实质的理解和把握,这样就导致我们很多工作就难以落到实处。第二是重总结轻调研,就是我们有些工作可能会注重于从下级单位上报的一些总结材料里面,来分析、梳理、汇总我们所需所想要的一些内容和材料,而轻视了到第一线进行实际的调研和考察,就导致我们的工作,有的时候可操作性不强,甚至缺乏说服力。第三是重实施轻实效,就是我们有些工作,可能只注重开展了、实施了、举办了,但是轻视了这个工作的实际效果,或者说我们没有从如何提升工作的实效性这个角度来开展来实施我们的工作。以上三重三轻就是我对形式主义的理解。刚才我们两位学员,结合本职工作,列举了一些现实中的形式主义表现,也分析得很有见地。相信在座的各位还能够列出更多的形式主义的表现,透过这些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我们可以从下面三种形态进行归纳,一种过度留痕,它就是形式与内容分离。再比如,低级红高级黑,他就是形式扭曲的内容,而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就是形式取代内容。应当说整治形式主义,中央也高度重视,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们颁布了一系列文件,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大家看从2012年反四风到2018年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到2019年聚焦现实主义,到今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力戒形式主义,可以看出力度不可谓不大,采取这些措施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当下在一些地方、在一些领域,这个形式主义仍然比较突出,这个深层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从几个案例说起,P83比如脱贫问题,中央高度重视,要下大气力解决。但是由于缺乏立体的监督体系,有些地方权力任性,既可能屏蔽不利于自身政绩的真实信息,也可能捏造有利于自身政绩的虚假信息。人为制造上下级的信息不对称,搞什么虚假脱贫和数字脱贫。前不久中央通报了安徽阜阳地区脱贫攻坚中的形式主义的问题,这类案例的背后相当程度源于制度缺失和道德缺失的共同作用。再比如央视《焦点访谈》曝光的甘肃和山东等地搞形式主义的旱厕改造问题,有谁能看出这是厕所吗?为什么看不出呢?因为被农民变成了堆放杂物的房间,原来很多地方为了达标验收,花钱费力建的厕所不被人使用,为什么不用呢?一个是因为化粪池和它的设备质量严重不达标。第二是当地从11月到第2年3月,有5个月日均气温在0度以下,改造后的水冲厕所非常容易结冰,每一次接手要现烧开水,所以费用很高。三是缺水,每个月抽一次化粪池要花费100多块钱,比当地一个农民他的养老金还多,实在用不起。所以无奈之下,村民们又重新用起了旱厕,说到这,大家都觉得很荒唐,匪夷所思。为什么会发生呢?其背后的原因何在呢?其实透过后来的相关报道,我们可以发现,关键是考核制度的设计没能体现实事求是的精神,严重地偏离了客观实际,加之干部能力不足,结果是官僚主义必出来形式主义。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地方在考核指标和要求设置上脱离实际,导向不科学。有些地方贯彻落实中央指示不坚决、不彻底,纠偏又不及时,纵容了一些错误行为,所以导致形式主义愈演愈烈。不管好像不科学,纠偏不及时,都是制度偏差的现实表现。透过上述案例,我们可以大致地勾勒出现实中心识主义的形成机理,制度缺失、制度偏差,形成制度层面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监督制度、选人用人制度、考评制度,要么缺失,要么偏差。中央的顶层设计在具体落实的时候,被生吞活剥地理解,敷衍应付,制定的具体制度方案和措施脱离当地的实际,所以华而不实,影响极坏。从干部的个人因素来看,一是道德缺失,权力观、政绩观扭曲,对权力的来源认识不清,认识不到权利是人民群众赋予的。相反则认为权力是上级赋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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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延安整风三篇论著及其当代价值——党课讲稿(35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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