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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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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 发展 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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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一、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的背景二、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三、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与“克强经济学”一、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的背景在发达经济世界,“新常态”可概括为“一低两高”,即低增长、高失业和高债务。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和日本,概莫能外。经过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欧美经济持续20多年相对稳定繁荣的“大稳定”,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使西方思想界深刻反思。“新常态”正是反思结果之一。如今,危机爆发已经六年,世界经济发展呈现新的复杂情况。按照埃尔-埃里安的最新观点,虽然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但是美国经济增速放缓、高失业率和政府债务高涨的“新常态”并未结束。更有悲观者,如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停滞可能成为新常态。传统的经济危机可能表现为连续若干年的负增长,但是,自上世纪罗斯福新政实施以来,由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特别是大剂量的调控政策被强力推出,现阶段的危机未必表现为长时期负增长,而是表现为经济增长在低水平上波动、全球流动性过剩、大宗产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变动不居、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紧张等。新贸易保护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也呈现出“新常态”,这既有受世界经济大背景影响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中国经济内在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近两年的宏观数据来看,我们应尽快调整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转变工作思路,适应经济发展从过去长达30年高速增长的“常态”转变为当前及今后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要成因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一国(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理想状态下的增长率,GDP增速往往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将成必然趋势这是因为,潜在增长率主要由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决定。从劳动投入看,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专家预测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这意味着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将逐步放缓。从资本投入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另一面,是被抚养人口增加,抚养支出上升,过去我国人口负担轻,可以维持高储蓄率,从而带来高投资,今后随着储蓄率的下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也将放缓。而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也难以大幅提高。潜在增长率下降是个不争的事实,更何况,当一个经济体成长起来后,总量和基数变大,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绝对值要比过去大很多,所以维持“永动机”式的长期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2013年我国GDP增速虽然只有7.7,但GDP增量(568845-51932249523亿人民币≈8118亿美元)已相当于1994年全年GDP总量(48197亿人民币≈5592亿美元),也超过名列世界第17位的土耳其的GDP总量。从速度层面看,由于潜在增长率下降、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中国经济“做不到”、“受不了”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必然会换挡回落。从结构层面看,随着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供给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耗费资本、土地等要素较多、能耗较高、污染较大的一二产业比重将下降,较少依赖资本、土地等要素、消耗较低的服务业将驶入发展快车道,从而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由于劳动力、资源等制造业成本上涨,出口竞争力减弱,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储蓄率降低,投资能力也将降低,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社会保障完善,消费需求将持续较快增长,从而带来需求结构的优化。当东部土地稀缺、劳动力匮乏后,相关产业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区域结构。而城镇化提速、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优化城乡结构。随着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越来越成为“稀缺品”,而在服务业占主导的经济结构中,人力资源更为重要,这些因素都将推动劳动工资提高、收入分配结构优化。从动力层面看,过去,低廉的生产要素价格成为驱动中国这一“世界工厂”快速运转的重要动力,时至今日,这些要素价格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倒逼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从风险层面看,风险显性化并非经济本身出了问题,而是因为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原来在高速增长期被掩盖的风险开始暴露出来。20122014年来的中国经济数据显示,GDP增速从2012年起开始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上半年增速分别为7.7、7.7、7.4,告别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新常态下,“企业的日子不好过了”。1998年至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而到2013年,这一增速降至12.2,今年1至5月仅为5.8。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正在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潘建成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GDP增速只有3次连续23年低于8第一次是19791981年,第二次是19891990年,第三次是19981999年,这3次回落主要是受到外部短期因素的干扰,每次过后又回到了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这次不是景气循环周期的下行区间,而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二、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新常态主要有四个特征1、中高速(7上8下)“从速度层面看,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环顾世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1950年1972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9.7,1973年1990年期间回落至4.26,1991年2012年期间更是降至0.86;1961年1996年期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年2012年期间仅为4.07;1952年1994年期间,我国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长8.62,1995年2013年期间下调至4.15。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挡’直接切换到4左右的‘中速挡’,而中国经济有望在78的‘中高速挡’运行一段时间。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各个经济单元能接续发力、绵延不绝,导致发展能量巨大而持久。比如,当服务业在东部地区崛起时,退出的制造业不会消失,而是转移到西部地区,推动西部经济快速增长。2、优结构从结构层面看,新常态下,经济结构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攀升至46.6。“美国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已占GDP的80以上,新常态下,我国服务业比重上升将是长期趋势。”随着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就业形势也将趋好。过去普遍认为经济增长与就业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GDP增长、就业增长、就业率三个变量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同样的资金,投在基建、地产和重化工业所产生的GDP所能创造的就业,远远小于用来支持中小企业和服务业所能创造的就业。有一组数据可以佐证2012年,第二产业每亿元GDP吸纳就业980人左右,而第三产业达1200人。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主体。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占比首次超过投资。从今年上半年数据看,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54.4,投资为48.5,而出口则为负2.9。中国外贸出口增幅已从20以上回落至5至10的增长区间。未来发展方向一个与过去30年大不相同的经济增长结构开始浮出水面逐步转向以消费、服务业为主,更多地依靠内需,更多地从要素效率提升获取动力。城乡区域结构方面,城乡区域差距将逐步缩小。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镇化速度将不断加快,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打破。区域差距也将逐渐拉近。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居民收入占比上升,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8,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6,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仅为7.4和7.5。在新常态下,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瑞士信贷2011年发布的报告预测,未来5年内,中国的工资收入年均增速将达19,超过GDP增速。4、多挑战从风险层面看,新常态下面临新的挑战,一些不确定性风险显性化。楼市风险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2013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6,销售额下降6.7,截至7月底,46个限购城市中已有超过半数城市放松限购,对比过去房价“越调越涨”的火热情形,当下楼市确实有点冷。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但楼市风险、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等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这些风险因素相互关联,有时一个点的爆发也可能引起连锁反应。稳中有进新常态下,发展质量上了一个台阶。随着资本、土地等要素供给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强化,要素投入和能耗污染较少的服务业脱颖而出,产业结构将不断优化;随着要素价格上涨、储蓄率下降,出口和投资增速放缓,消费需求持续较快增长,需求结构将不断优化;随着城镇化提速、产业转移,城乡区域结构将不断优化;随着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力资源稀缺性凸显,收入分配结构不断优化。总之调控创新新常态下,我们在宏观调控上要将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2014半年,党中央、国务院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不搞强刺激、大调整,而是坚持区间调控,调控定力更强;不搞“大水漫灌”,而是坚持定向调控,抓住经济结构中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喷灌”“滴灌”,调控发力更准;不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坚持“统筹调控”,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通盘考虑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与促进经济提质增效,调控效力更久。“调控创新”,正成为中国经济巨轮的新舵盘。改革红利新常态下,转方式、调结构的要求更为迫切,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补上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市场体系不完善、企业改革不彻底等体制机制“短板”。简政放权改革大刀阔斧,财税改革、价格改革、国企改革等重点领域改革好戏连连,改革红利继续释放,经济发展后劲增强。“全面改革”,正成为中国经济巨轮的新动力。科学认识新常态经济进入新常态,是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体现。继续保持高速度,一方面是做不到、受不了,另一方面也没必要。每年7.5左右的速度就足以实现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要素成本上升,会倒逼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转向创新驱动。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悄然来到我们身边,正深刻改变中国经济的面貌。辩证看待新常态新常态是中国经济进入更高层次发展阶段后才出现的状态。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我们才可以用更大的力量,去做过去想做却很难做的事情,推动中国经济迈上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这个更大的台阶。新常态面临多种挑战,更蕴含多种机遇。一方面“三期(增速换挡期、转型阵痛期和改革攻坚期)”叠加,各种风险显现,矛盾交织,但我们更应看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新四化”的不断推进,提供了巨大潜力和回旋空间,中国经济完全有条件、有能力保持较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我们也完全有信心、有实力化解“成长的烦恼”。积极适应新常态新常态有长期性,要求我们保持平常心。一是冷静理性,不急不躁,顺势而为。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区间调控、定向调控,轻易不搞强刺激,不踩大油门;同时又要坚持底线思维,力求经济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既不过速,也不失速。二是积极主动,开拓创新,尽力而为。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和社会活力,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更好地改善民生。三、经济发展新常态与“克强经济学”克强经济学是外资机构巴克莱资本公司于公元2013年6月底提出的概念,指李克强总理为中国制定的经济增长计划。其核心内容可概括如下一、政府不推出刺激经济的政策,而是逐步缩减国家主导的投资行为;二、去杠杆化,以大幅削减债务,降低借贷与产出比;三、推行结构改革,以短痛换取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李克强释放四大信号9月10日下午,在“夏季达沃斯论坛”,面对台下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1600多位中外嘉宾和500多位各国媒体记者,李克强总理又一次近距离向外界传递中国高层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判断和中国政府的施政方略。李克强在会上表示,要借改革创新的“东风”,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一个“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李克强共4次提及“大众创业”。专家认为,这个名词的提出,与李克强之前表达的保增长、保就业、扶持小微企业的思路一脉相承,或有可能带动新一轮的创业浪潮。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创业浪潮。1980年代,我国出现了第一代个体户“倒爷”,引领了当时中国的创业浪潮;上世纪90年代,全民“下海”浪潮开启,大量国企员工、公务员、教师等看到了先前经商者的成功,选择了“下海”创业,诞生了如今耳熟能详的万科、联想等著名公司;2000年前后,第三波创业浪潮产生,这一次的目标是互联网,如今,创业者马化腾、张朝阳,早已成为中国的风云人物。这一次可能带动的创业浪潮,与先前带有体制性背景下的创业是不一样的。第一波创业潮的参与者是当时社会相对边缘的人物,很多是上山下乡回来的知青,创业是他们面对就业压力时的一种被动的选择。第二波创业者的主体是从体制内“下海”的人,但很多人的创业想法并不清晰。第三波的创业者中草根居多,当时还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阶段,创业也是在缺乏就业机会情况下的被动选择。但现在已经处于市场经济相对成熟的阶段,创业成为了一种主动选择。之前行政审批太多、创业成本太高,如今简政放权,逐步走向负面清单管理,这将成为未来处理政府市场关系的一个比较标准的管理模式。“看中国经济,不能只看眼前、看局部、看‘单科’,更要看趋势、看全局、看‘总分’中国经济有巨大韧性、潜力、回旋余地,我们采取的措施既利当前、更惠长远,有能力防范出现大的起伏,更不会发生‘硬着陆’。”中国不会发生“硬着陆”“我们没有依靠‘强刺激’来推动经济发展,而是依靠‘强改革’来激发市场活力。”中国市场只会更加开放公平“‘只有拔掉杂草,稻谷才能长得茂盛’。宽容违法者,就是对守法者的不公,甚至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对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窃取商业机密等行为,不管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企业,都要一视同仁依法加以惩治使违法者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为创新助力。”今年8月份,国家发改委对日本住友等八家零部件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依法处罚8.3196亿元,对日本精工等四家轴承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依法处罚4.0344亿元。目前,正对美国高通公司、微软公司进行涉嫌垄断调查。对浙江保险行业由于违反反垄断法,同样被国家发展改革委处1.1亿元罚款,三家水泥企业也因实施价格垄断被罚款1.14亿元。进口汽车厂商的垄断在两个方面限定整车价格以及限定4S店的零配件价格和保养价格。克莱斯勒和奥迪已查明垄断,将受到相应处罚。“反垄断调查所涉及到的企业,外国企业只占到10,这说明并不是针对某个方面企业的。我也注意到,国际上一些媒体对此问题表示关切,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事中事后监管加大了透明度,被外界予以更多关注。”李克强表示,中国推进的包括反垄断调查在内的事中事后监管是依法、透明、公正进行的,“这些举措有利于中国扩大开放,让更多外资、外国产品愿意和敢于进入中国。”用创新打造经济新引擎“中国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各类技能劳动者近两亿人。如果这么多人哪怕是大部分人都能发挥出他们的聪明才智,形成‘万众创新’、‘人人创新’的新态势,体力加脑力,制造加创造,开发出先进技术乃至所谓颠覆性技术,中国发展就一定能够创造更多价值,上新台阶。”电子商务、流通快递等产业迅速增长;新登记注册服务业企业增幅达70以上,第三产业增速和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领先地位;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和先进装备制造业增长均快于工业整体增长。国内面临着三大难题(1化解产能过剩任务艰巨,支撑经济平稳增长的需求缺乏强劲拉动力;(2)房地产市场调整的影响进一步显现,对整体经济带来一定冲击;(3)企业和地方资金紧张,融资成本高问题突出。目前,虽在互联网金融、3D打印等多个行业和领域出现了创新,但还没有哪个创新带来的新增长点足以带动整个经济复苏。政府保持定力,主动作为,不搞“强刺激”,而是推动“强改革”,使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就业、居民收入平稳增加,结构调整深入推进、经济增长质量得到提高。改革破解发展瓶颈“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未有穷期,政府带头自我革命,‘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将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力争用更短的时间完成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五年任务,释放市场潜能和发展动力。如果说简政放权是‘先手棋’,那么制度建设就是‘连环炮’。”中国正在研究2030年前后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包括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碳排放强度比例下降、非化石能源比重上升等,“中国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不仅有决心而且有能力,将紧紧依靠科技创新,进行艰苦卓绝、持续不断的努力,来加大环境治理的力度,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着力完成节能减排的任务,与世界各国一道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并采取实实在在的行动。”李克强坦言,中国城乡和区域发展还很不平衡,差距大、潜力也大。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最大的结构调整。解决这一问题,还是瞄准改革创新,“我们将抓住世界新技术和产业革命机遇,加快‘宽带中国’、‘智慧中国’等建设,发挥城市星罗棋布带动广阔腹地发展的作用,促进城乡一体化和区域梯度开发,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李克强列出了三张清单“权力清单”,明确政府应该干什么,“法无授权不可为”,防止公权滥用,减少寻租现象;“负面清单”,让企业明了不该干什么,可以干什么,“法无禁止皆可为”,以形成公开透明、预期稳定的制度安排;“责任清单”,政府该怎么管市场,“法定职责必须为”,建立诚信经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动力,鼓励创新创造。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扶持小微企业发展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决定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为困难群众兜底线救急难。会议指出,小微企业是发展的生力军、就业的主渠道、创新的重要源泉。在推进简政放权,尤其是实施商事制度等改革后,新设企业大幅增加。加大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特别是在改革中“呱呱坠地”新生者的扶持,让它们在公平竞争中搏击壮大,可形成示范效应,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能增添社会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民生改善。会议确定的新政策一是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快清理不必要的审批,为小微企业降门槛、除障碍。二是加大税收支持。对月销售额不超过3万元的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营业税。对小微企业进口自用且国内不能生产的先进设备,免征关税。三是加大融资支持。引导担保、金融和外贸综合服务等机构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推动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银行。四是加大财政支持。对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小微企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政府为小微企业免费提供技能培训、市场开拓等服务。五是加大中小企业专项资金对小微企业创业基地的支持。六是加大服务小微企业的信息系统建设,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提供更有效服务。会议认为,织密织好社会保障安全网,帮助群众应对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生活困难,事关公平正义,是政府以人为本、保障基本民生的重要职责。会议决定,按照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对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生活陷入困境,其他社会救助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之后基本生活仍有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给予应急、过渡性救助,做到兜底线、救急难,填补社会救助体系“缺项”。克强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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